该决定书认定，永州市劳教委虽依法撤销了对唐惠的劳教决定，但撤销理由并不是基于此前对其实施劳教涉嫌违法，而是出于人文关怀。
在这样一个物质的功利的时代，这种人本的想象力、爱的想象力，让年轻的我们永不平庸。听到这个故事我很感伤，我自然可以想象经历如此种种遭遇后年轻学生的心情。
我也感觉到，中国的民众包括学生在内，对人权是有一种情感隔阂的，真正心底认同并愿意主动关注和投入人权事业的，大概是很少数，其中小部分还带着为人所不齿的私心毕竟，他主观上对这把水果刀的管制刀具属性毫无意识（又有谁能想到呢？。我国距离充分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距离之远由此可见一斑。处罚便宜原则所对应的正是此类情形。既然在社会危害方面一片空白，那拘留三日之重罚不就显然不当了吗？或许有人说，治安处罚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社会危害，那把水果刀现在没有产生危害，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如此。
果真如此的话，那人民拥有持枪权利的美国岂不是人人望而却步的犯罪天堂？同理，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动不动用拘留等严刑峻法伺候，未必能有效抑制违法犯罪的发生。），而客观上随身携带此刀并未产生任何社会危害性。对这些国家而言，当法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减少刑事处罚的数量、减轻刑罚的强度，是顺理成章的。
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其实，所谓刑法上的谦仰性原则，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舶来品。这让多少年里都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的陈丹青看得入迷，他开始莫名其妙地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才真正确定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有一天，津津有味地吃了一碗阳春面后的陈丹青走在上海街头，突然看到两个不小心撞了自行车的人开始打架，其中一个人在厮打中发现自己的手表落地，然后捡起来仔细看看表针是否继续走动，接下来把手表放进口袋后又不顾一切地扑上前继续"战斗"，围观的人们面无表情，没有人报警，也没有警察前来制止。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如果对"小暴"不禁，"大暴"将会不期而至。"由此，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全面失控。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从法律上分析，即便犯罪行为人对他人的殴打行为并没造成任何伤害后果，在刑法上也已经构成犯罪（通常为轻罪，misdemeanor）。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社会特有的议会政治、利益集团博弈、枪支管理以及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讨论和争辩，问题大致属于不同层面并超出了本题目讨论的范围。今天那些口口声声怀念文革的人们，难道真的想回到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去吗？对于一个长期声称拥有"尊师重道"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出现如此野蛮的历史记录，除了法治不彰这个最根本的理由以外，我们几乎无言奉对。
这是一个拥有三亿人口并同时有两亿支枪在民间的奇特国家。有人提出，出手打人只是民间习以为常的小事，犯不上用刑法来制裁。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令我十分纠结：这些挥拳当众打人的"凶手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清华大学毕业的音乐才子高晓松因为醉酒驾车可以被判监禁6个月，重庆80后村官任建宇因为在微博上转发了上百条"负面信息"就可以被判处劳教两年，但是北航教授韩德强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了一位八旬老人两个耳光居然可以逍遥法外？是不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出了什么问题？陈丹青先生曾经旅居的纽约，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混乱和最难管理的城市。动手打人的暴力行为难道不比醉酒驾车行为要恶劣和严重得多吗？醉酒驾车违法可以以行为入刑，暴力打人违法则需要以结果入刑，这样的法律难道不需要加以完善吗？，暴力行为入刑，我们还要等多久？作者注：此文系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有人提出，出手打人只是民间习以为常的小事，犯不上用刑法来制裁。
王友琴在文章中写道："特别残忍的是，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弹射击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样被用大刀砍头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依据不同版本的经典英文词典，"Battery"的法律含义为：The unlawful beating of another person or any threatening touch to another person's clothes or body"(非法殴打他人，或胁迫性地触犯他人的衣服或身体)。
在欧美国家的刑法典里，有一个叫"Battery"的罪名，很多学英文的人大都知道这个单词的含义是"电池",却不一定知道它在法律上的特殊用法。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如果对"小暴"不禁，"大暴"将会不期而至。由于如此严厉的法律，在美国的街头，几乎看不到人们打架斗殴的事情。这让多少年里都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的陈丹青看得入迷，他开始莫名其妙地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才真正确定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然，美国一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枪支暴力案件。后来，我渐渐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和美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教养和文明程度相关外，和欧美国家在法律上对于暴力行为的严厉制裁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中国的刑事立法长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大量严重的犯罪行为施用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极刑，甚至对一些仅仅属于思想言论方面的行为亦设立多余的罪名，而大量较轻的违法行为则被排除在刑法之外，得不到追究或者追究不及时，导致违法者抱有极大的侥幸心理，视法律为儿戏。有一天，津津有味地吃了一碗阳春面后的陈丹青走在上海街头，突然看到两个不小心撞了自行车的人开始打架，其中一个人在厮打中发现自己的手表落地，然后捡起来仔细看看表针是否继续走动，接下来把手表放进口袋后又不顾一切地扑上前继续"战斗"，围观的人们面无表情，没有人报警，也没有警察前来制止。
依照中国刑法学家的解释，暴力犯罪在中国不属于"行为罪"，而属于"结果罪"，暴力殴打他人只有在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时，才能启动刑事程序。从法律上分析，即便犯罪行为人对他人的殴打行为并没造成任何伤害后果，在刑法上也已经构成犯罪（通常为轻罪，misdemeanor）。
从浙江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到大学教授韩德强在"抗日"游行时因为理念分歧而追打一位老人的耳光。这是一个拥有三亿人口并同时有两亿支枪在民间的奇特国家。
早年我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时，曾注意到有些同学来上学时书包里放着菜刀。世界著名刑法大师贝卡利亚曾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由此，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全面失控。还有前几天发生的李承鹏在北京签售新书时遭遇一位山东律师的"拳打太阳穴"事件，…...。
著名画家陈丹青在美国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里生活了多年后，1992年第一次回国。不过，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准许私人拥有枪支，又会是多么可怕一种情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自由买卖枪支，据说连买菜刀都开始实行"实名制"了。
笔者在美国多个城市生活、工作过（包括在纽约的一年多时间），自从踏上这块土地，我一直很奇怪，怎么在美国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动手打架？由此，开始多多少少对内心感情丰富的陈丹青先生的"热泪盈眶"表示一些理解。在当年的大街上、公园里和溜冰场上，常常会看到有些满脸流着鲜血的人在追逐着死缠烂打，围观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个个表情冷漠，无动于衷。
那些暗恋暴力的人们也只好到电影院里去观看那些虚构的好莱坞动作大片。如果有人觉得笔者在这个问题有些小题大做，我想郑重地向这些人推荐王友琴女士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法网还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其中暴力行为的长期公开肆虐就是今天社会的一大顽症，应当引起中国法律界的足够警觉。"1966年7月28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刚刚过去的2012年里，媒体里接二连三地爆出各种发生在国内公共场所的"暴力事件"。其实，所谓刑法上的谦仰性原则，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舶来品。
除了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外，从部分有知识的愤青通过微博在北京朝阳公园门口约架，到中国乘客在国际航班上因为移动座椅靠背而大打出手。殴打他人者，只要被法庭认定罪名，通常都要面临被判处监禁的惩罚。
在当时的领袖和政府看来，打死一个人都算不了什么大事，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他人更是小事一桩。这种或许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导致大量暴力行为游走在刑法的灰色边缘地带。
可见，在欧美国家里，暴力行为成为全社会鄙视和谴责的野蛮行为，将其只论行为不论结果地纳入刑事管辖范围，并早已为全社会所接受。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